从文学、苦难到般若的一段心路

自小，便有一种近乎无来由的愤怒。这种愤怒，若只从个人经历去追索，似乎找不到充分的来源。我并没有出生在炮火之中，没有亲历饥馑、屠杀与流离；和人类历史上无数真正受苦的人相比，我可以说是极幸运的。可奇怪的是，从很小的时候开始，只要读历史，只要读到那些已经过去很久的人的命运，心里就会有一种极深的东西被牵动。屈原说：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。” 两千多年过去，这一声太息竟还是新的。一个人在汨罗江边所承受的孤愤，并没有随着楚国的宫阙一道消失。后来阮籍穷途而哭，嵇康临刑顾视日影、索琴而弹《广陵散》；再后来曹雪芹在一场极盛而极衰的梦里写下：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” 到了近代，读鲁迅，阅海子，读他们身处时代的故事与荒诞，邪恶与苦难，爱那些太敏感、太清醒、太不能与时代若无其事地相处的人。仿佛中国文学里一直潜伏着这样一条幽暗的河。

它不只是“伤春悲秋”。它是“有情”之心感受众生的极端苦难时，无法吞咽的滚滚热泪。

而这并非中国人的独家与特权。世界文学殿堂中，不乏宁可清醒的痛苦，也不愿麻木的欢乐的伟人：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如此。那种厚重沧桑、那种对于人性拷问的力度、那种一方面对极端邪恶或卑贱、极端苦痛或冷漠的展现与刻画、另一方面对代表至真至善的上帝的极端渴求，形成一种极为动人的张力，如果一个人的心灵不至于过度麻木，读他的文学作品最容易让人感受到心的撕裂与痛楚，让人流下滚滚热泪。

他的作品里，没有坚定的断言，只有永不停息的拷问与追索：其核心问题，永远指向这一个：在一个充满深重苦难和麻木冷漠的世界，究竟有没有上帝？如果上帝存在，怎能允许这样极端苦难的存在？

“我不知道别人的情况，但我感到我不能像其他任何人那样行事。别的人都能起初想着这一件事，接着又立刻想另一件事。我可不能去想另一件事，我一辈子只想一件事。上帝折磨了我一辈子。”

他的小说像一间没有窗户的审讯室。他把人最不愿意承认的东西，一件件摆到灯下：贪婪、淫欲、虚荣、怯懦、残忍、自欺、权力欲，以及一种比恶本身更令人寒冷的东西——对恶的习以为常。《地下室手记》开头，那个地下人几乎带着恶意宣布自己是一个“有病的人”、一个“怀有怨毒的人”；随后他又说，过度的意识本身几乎就是一种疾病。我年轻时读到这些地方，常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熟悉。所谓“地下室”，也许未必是一间地下室。它可能就是人心。一个人越是敏感，越会看见自身的矛盾；越是想成为善人，越会看见自己的阴影；越是渴望纯洁，越无法假装不知道人性中那些污浊幽暗的部分。
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是廉价的乐观主义者。他不肯用一个漂亮的宗教答案，把深渊遮过去。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中，伊万几乎把这个问题推到绝境：倘若未来真的存在一个伟大而和谐的终极秩序，那么一个无辜孩子的眼泪，是否可以成为那和谐必须支付的代价？他的回答是：不能。他宁可拒绝那张通往终极和谐的“入场券”，也不肯让无辜者的苦难变成哲学体系里可以被合理化的一项成本。

这一问，我很长时间都过不去。甚至现在，我也不觉得它应该被轻易“过去”。因为任何一种宗教，如果必须先教一个人无视人的眼泪，才能证明上帝的伟大，那么这样的宗教至少不是我愿意相信的宗教。

真正的信仰，不应要求把心变硬，甚至不应只是对痛苦和眼泪的对治。真正的智慧，也不应以麻木作为代价。

不是没有信仰。恰恰因为太渴望相信，所以才必须追问。如果一个人对上帝根本没有期待，他不会因为上帝的沉默而痛苦。正因为心中先有一个至善、至真、至美的尺度，当现实与它相去万里时，人才能感受到那种近乎撕裂的反差。

有时候，对世界最深的失望与愤怒，恰恰来自对世界最深的爱。若从未相信光明，本也不会如此憎恶黑暗。若从未相信人本可以高贵，也不会如此痛恨人的卑劣。若众生的痛与自己毫无关系，又何必愤怒？这些年学佛以后，我常常回过头去看过去的自己。有时觉得陌生，有时又觉得，那个人其实从未离去。只是从前，他把一些东西叫作愤怒；后来才渐渐知道，那愤怒的更深处，也许是悲。

愤怒之盛，绝望之所以深沉，是因为心里其实一直不肯放弃某种对于光明的相信。从前，我以为自己喜欢文学。后来才发现，我真正寻找的，大概从来不只是文学。我是在那些书里，一遍一遍地寻找一个答案：人为什么要受苦？以及 ——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，人究竟有没有可能得到真正的救赎与解脱？

这也使我慢慢重新理解自己年轻时的“戾气”。它当然不是值得歌颂的东西。嗔就是嗔。戾气就是戾气。愤怒生起时，它会扭曲判断，会伤害别人，也会首先烧伤自己。佛法从来没有必要替烦恼重新命名，然后把烦恼浪漫化。

可是，若再往底下看一层，我渐渐发现：我所厌恶的，也许从来不是“世界没有按照我的意思运行”。真正不能忍受的，是苦。是众生的苦，和自我的无力。

两次世界大战。奥斯维辛。南京。古拉格。种族清洗。奴役。三反五反。文革。大饥荒。红色高棉。酷刑。。。

战争中失去名字的人。政治机器碾过去以后，只留下统计数字的人。还有那些并不写进历史书，却在一间病房、一座监狱、一个贫穷的家庭、一个孤独的夜晚中真实发生的苦。有时候我看历史，很难理解人为什么能够把那一页页翻过去。

因为我们读到的“十万人”“百万人”，只是一个抽象名词。可是里面的每一个“一”，都曾是一个完整的人。他也许有母亲。有某一道小时候最喜欢吃的菜。有过第一次爱上一个人的晚上。有想回去的故乡。有不敢告诉别人的恐惧。也曾经以为明天还会照常到来。直到某一天，所谓“历史”来了。然后一个生命，被变成了数字。

读鲁迅病中写的《这也是生活》，一句话几乎一下子击中了我：

“外面的进行着的夜，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和我有关。”

我觉得这句话很像一种世间的菩萨心。它没有宗教名相。没有谈空性，没有谈菩提，也没有谈六度万行。可是一个人的心如果真的扩展到“无穷的远方、无数的人们”都与自己有关，那么“我”的边界其实已经开始松动。别人不再只是别人。远方也不再只是远方。那一道看不见的墙，已经裂开了一条缝。悲心就是从那里进来的。

所以我一直觉得，文学里面藏着某种救赎的可能。当然，我现在不再认为文学本身就是解脱。莎士比亚不能替人断烦恼。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替人证空性。曹雪芹也不能代替戒、定、慧的真实修持。一个人可以读尽天下书，依然被贪嗔痴牢牢捆住。甚至知识越多，那个“我”有时越精致、越坚固。但真正伟大的文学，至少做了一件极重要的事：它不让人太快地把苦解释掉。它逼你直面。

但丁必须一层一层穿过地狱，最后才写下《地狱篇》的末句：E quindi uscimmo a riveder le stelle.——然后，我们终于走出来，重新看见群星。

这大概也是几乎所有真正文学的秘密：必须先入地狱。不是为了歌颂地狱，而是因为没有真正经过黑暗的光，多少有些廉价。

黑塞的作品给我的则是另一种感受。《德米安》中，那只鸟必须从蛋壳里挣出来。“Der Vogel kämpft sich aus dem Ei.” 鸟在破壳。蛋就是原来的世界。若要重新出生，有一些自己曾经深信不疑的世界必须先破碎。后来回头想，一个人真正开始修行，大概也经历着类似的事情。我们最初以为要改变的，是外面的世界。

后来才发现，首先崩塌的是自己关于世界的解释。我是谁。什么是成功。什么是失败。别人应该怎样对我。生命应该按照什么剧本进行。我拥有什么。我失去了什么。哪些东西“绝不能失去”。哪些事情“如果发生，我就完了”。那一层层坚硬的判断，原来就是蛋壳。我们住在里面太久，甚至把壳当成宇宙。于是当它破裂的时候，会觉得是世界末日。后来才知道：也许只是要出生了。

而中国文学里，最令我惊叹的，仍然是《红楼梦》。年轻时读《红楼》，读的是情。再大一点，读的是悲。后来接触佛法以后重看，才忽然发现，曹雪芹在第一回几乎已经把整部书的路写完了：“因空见色，由色生情，传情入色，自色悟空。”

这十六个字，每次读都觉得惊心。红楼不是从“空”逃走的。恰恰是从空入色，由色入情，再从情走到最深处，最后自色悟空。所以我始终不太喜欢把佛法理解成一种对世间的冷漠。真正的空，似乎从来不是没有情。若曹雪芹没有真正爱过、痛过、失去过，他怎么写得出黛玉葬花，写得出龄官画蔷，写得出晴雯之死，写得出一个如此繁华、如此细密、如此令人留恋的大观园？正因为看尽了色，写尽了情，才知道色不可留，情不可执。“好了歌”最令人凄凉的，也并不是告诉人富贵毫无意义。而是：

你愈知道它好，才愈知道它留不住。正所谓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，人却偏偏“反认他乡是故乡”。

然而：看见无常，还不是解脱。看见人生如梦，也不是。甚至看见“我”很可笑，也未必不是另一个更隐蔽的“我”。如果仅仅知道一切终将消失，那么最后很容易走向虚无。既然都会死，何必认真？既然都是梦，何必慈悲？既然诸法皆空，众生受苦又与我何干？可是这恰恰不是我后来从佛法中体会到的“空”。

空，不是把世界抹掉。不是说花不存在。而是说花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“花”的自性。不是说我不存在。而是找不到一个脱离身体、记忆、经验、关系、意识与无数因缘之外，独立而恒常的“我”。不是说众生的痛不存在。而是说那苦也是缘起的。既由缘而起，便可以由缘而转。所以，缘起性空不是绝望。它恰恰是世间最深的希望。

我后来越来越觉得，这也许就是文学与第一义谛能够相遇的地方。

文学把一切“有”写到极致。佛法从这一切“有”中照见空。文学说：你看，人爱得多深。佛法说：正因爱无自性，所以它流动、变迁，也会成为执取和苦。文学说：你看，人在世间何其苦痛。佛法说：且再照看，痛的是谁？那个死死抓住“不可以失去”的我，又在哪里？文学说：你看，这世界为何如此残酷。佛法却把问题再往心的根本处推进：当境界现前时，是谁在分别？谁在爱？谁在恨？谁在恐惧？念从何起？住在哪里？灭往何处？

所以般若真正令人震动的地方，是它连“空”也不许你抓。空亦复空。本无所得。

只有这样究竟彻底的第一义谛，才能真正的消解疗愈人间深重的苦痛与邪恶。

曾经一直问：为什么这么苦？

学佛后：既然看见了苦，你愿意怎么办？

曾经一直问：为什么没有人救他们？

学佛后：那你愿不愿意学着去救？

曾经一直问：人为什么可以如此残忍？

学佛后：看看自己心头同样存在的贪、嗔、痴。

曾经一直问：谁应该为这一切负责？

学佛后：此刻这一念，是爱还是恨？是明还是无明？是在继续制造苦，还是让苦到这里停下来？

曾经一直问：如何消灭黑暗与邪恶。

学佛后：黑暗本无实体。一切因缘所显。

这是非常残酷，也非常慈悲的一次转向。因为从前我意味，可以站在世界对面控诉世界。

后来发现：我也在世界里面。我不比众生高。我也是众生。我所痛恨的人性的种子，在我自己的八识田中未必没有。只是在不同因缘下，以不同程度显现。于是我再也很难像过去那样，单纯地把世界划成“恶人”和“好人”。并不是善恶没有差别。佛法从来没有取消因果。恶业就是恶业。该制止的伤害仍要制止。该承担的责任仍然要承担。可是除此之外，心里多出来一个问题：一个作恶众生究竟经历了多少无明、恐惧、执取与痛苦，才会走到今天？

也许这就是我这些年最重要的一点变化。不是世界变好了。而是我不再那么需要恨世界了。

这个变化当然不是忽然完成的。它更多发生在极普通的日子里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几乎每天都听杨定一博士和杨宁老师的分享。上班路上听。回家听。开车听。有空就听。并没有特别期待获得什么神秘经验。只是慢慢觉得，心开始轻下来。以前有很多事情，我觉得是不得了的。像压在胸口的巨石。一定要解决。一定不能失去。一定不能失败。某个人一定要理解我。某件事一定要有结果。过去必须被解释。未来必须被安排。自己必须成为某一种人。世界必须更正义。

后来一点一点，很多东西竟然自己松了。没有发生什么戏剧性的事。只是忽然觉得：所有的一切，so what?

世界还是这个世界。人性还是这样的人性。战争仍在发生。可是心不再死死咬住。原来这么多年，我以为是世界把千斤重担放在我肩上。后来才发现，其中许多石头，是自己捡起来背的。而且背得太久，竟然以为：这就是我。

那段时间，经常在车里莫名其妙地流泪。也不知道为什么哭。不是悲伤。不是委屈。甚至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感动。眼泪只是一直流。可是心里很安静。甚至很轻。后来我越来越不愿意替这种经验命名。一旦命名，人就很容易抓住它：这是境界。这是感应。这是开悟。然后新的“我”马上出现了。比原来的我还要精致。所以现在回头看，只愿意说：那段时间，只是心似乎比以前柔软了一点。就够了。

我开始感谢过去那个愤怒的自己。因为如果没有她，也许我不会一直追问。如果我很容易就满足于成功、金钱、身份、娱乐和世俗意义上的顺遂，我可能根本不会想知道：生命到底是什么？死亡之后何去何从？苦从何来？如何灭苦？如何让众生不再受苦？

所以现在再看过去，我不再觉得文学和佛法是两个阶段。好像前半生读文学，后来放弃文学去学佛。不是。它们一直在同一条路上。只是走到的深度不同。

文学教我看见苦。佛法教我照见苦。文学让我不能背过脸去。佛法则追问：到底是谁在苦？文学保护了我的敏感。佛法教我不要被敏感烧毁。文学使我保留悲愤。佛法慢慢把悲愤炼成悲愿。

所以我至今仍然相信：文学中藏着救赎与解脱的可能。

它未必就是彼岸。但真正的文学，常常会把一个人推到此岸的尽头。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你逼到“上帝为什么允许孩子受苦”的悬崖边。曹雪芹让你亲眼看着鲜花着锦、烈火烹油，而后一座大观园渐渐散尽。鲁迅让你无法心安理得地说“无穷远方的人与我无关”。黑塞让那只鸟在你心里啄破蛋壳。但丁带你穿过九层地狱，直到重新看见星辰。屈原两千年前那一声长太息，到今天仍在耳边。他们似乎都以不同语言重复着一个动作：醒来。

但佛法还会再问：醒来的是谁？

于是文学走到这里，忽然安静下来。语言走到这里，也安静下来。所有宏大的控诉、优美的句子、悲壮的英雄主义，到这里都要放下。因为第一义谛前，没有哪一句话可以代替亲见。没有哪一本书可以代替修行。没有哪个概念可以代替这一念当下的觉照。甚至连“众生”“慈悲”“佛法”“解脱”，若只是头脑里的概念，也仍然隔着一层。所以真正的路，终究还是回来。回到呼吸。回来看看这一念。回来看到愤怒升起。看到恐惧升起。看到想抓住什么。看到那个“我”怎样在一瞬间建立自己，又怎样随着念头不断改变。不压它。不跟它跑。只是看。

看到后来，有时会发现：念头起来以前，并没有愤怒。念头过去以后，也找不到愤怒。它因缘而生。因缘而灭。所谓“我很愤怒”，仔细去看，只是一连串身心现象暂时聚合以后，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。那么那个受伤的“我”呢？那个一定要证明自己是对的“我”呢？那个背负几十年乃至生生世世的故事不肯放下的“我”呢？也许

“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真的与我有关。” 不是道德责任。而是法尔如是。

有一样东西，比从前更加确定。那就是：愿。

我不知道这一生能够修到哪里。不知道还有多少习气会反复。不知道在真正大的境界到来时，今天这些体会是否经得住考验。不知道要经过多少生多少世，才真正明白“无上正等正觉”是什么。可是那一个愿，已经无法收回。

“为利众生愿成佛。”

第一次真正把这几个字读进心里的时候，我忽然明白：这也许就是我寻找了很久的答案。

小时候，我问：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坏？上帝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世界？

再后来问：苦有没有尽头？

而佛法没有给我一个足以结束一切问题的哲学结论。它给了我一个愿：

既然众生在苦，那么修吧。

学习看清自己的无明。学习不把自己的苦继续传给别人。学习在愤怒升起时，不让它成为下一轮伤害。

学习拥有足够的智慧，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说话，什么时候应该沉默，什么时候应该制止恶，什么时候应该拥抱一个正在受苦的人。

学习点亮深渊，而不被深渊吞没。学习照见空性，却不落入冷漠。学习在知道一切不可得以后，愿意为每一位众生弯下腰。

过去那股愤怒，也许并没有消失。它只是回到了更深的源头。过去我恨黑暗。现在更愿意点灯。过去我恨恶人。现在更愿意看见无明。过去我责问世界。现在更愿意问自己：今天有没有少制造一点苦？有没有多给一个人一点温暖？有没有在一个念头升起的时候，看清它，而不是把它继续传出去？

有时候听到老师熟悉的声音，还是会忽然很感动。越来越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：佛菩萨真的从来没有舍弃过我们。我们以为自己一个人在黑暗里摸索。其实很多东西早就来了。只是当时没有认出来。一本书。一句诗。一部小说。一位老师。一次失败。一次失去。一次痛彻心扉。甚至一个我们当时恨不得从生命中彻底删除的人。多年以后回头看，竟然都成了路。

文学使我看见牢房。佛法让我开始寻找那个囚犯。找了很久，忽然有一天，也许会发现：门从来没有锁。

这大概也是为什么，这些年我越来越少愤怒，却越来越容易流泪。以前的眼泪里，有不平。后来更多的是感恩。以前觉得这个世界辜负了我对于善的期待。后来却越来越觉得：一个如此颠倒、如此无常的世界里，居然还有善知识，有佛法，有人愿意把自己走过的路留下来，有千百年前的人把他们所证、所悟、所愿写成经论，等一个完全陌生的后来人，在某一个黄昏忽然读到。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慈悲。

于是如今再读文学，感觉也完全不同。读陀思妥耶夫斯基，不再只是跟着伊万反叛上帝。会看见阿辽沙。读《红楼梦》，不再只为黛玉、晴雯、宝玉悲伤。会看见“空空道人”。读鲁迅，不再只有铁屋中的愤怒。还会记得病中那个老人，在昏暗街灯下忽然说：无穷远方的人们，都与我有关。读黑塞，也不再只看见那个必须打破旧世界的少年。会想到：蛋壳破了以后呢？真正的自由，不只是逃出去。也许还要回来。

所以如果今天让我重新回答年轻时那个问题：面对这样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，人究竟应该怎么办？

我想，我已经不会再回答：愤怒。也不会回答：逃离。更不会回答：这一切都是空，所以不要在意。我大概只会说：先不要闭上眼睛。好好看。看苦。看无常。看人性。也看自己的心。然后一直看到：能看与所看，苦与受苦者，众生与我，乃至生死与涅槃——一切原来都没有我们所以为的那一道坚固边界。然后记得：发愿，让更多人看见。

屈原在水边叹息。嵇康的琴声断在刑场。曹雪芹把繁华苦痛用血泪写成红楼大梦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圣彼得堡阴冷的地下室里追问上帝。鲁迅从病榻望向无穷的远方。黑塞的鸟在蛋壳里挣扎。但丁穿过地狱，重新见到星辰。而佛陀只是坐在菩提树下，看见：

苦。

集。

灭。

道。